在1935年遵义会议后，贺子珍察觉到毛泽东的明显变化。与以往不同的是，他变得更加沉稳，思想更为缜密和周到，尤其是在团结他人方面更加出色。毛泽东在会后曾感慨：“办什么事都要有个大多数啊！”这句话虽看似简单，却承载了他过去两年间的艰难经历。
回顾1932年，红军的第四次反“围剿”前夕，毛泽东与前线和后方的领导层存在显著分歧。他主张基于实际敌情行事，而不应轻率进攻敌军重兵控制的城市。然而，这一观点在宁都会议上并未得到认可，最终，他被迫转到其他政府工作岗位。此后两年中，他不仅失去了指挥权限，还面临被错误处分的困扰。目睹战局变化却无能为力，令他感到无比痛苦。
随着第五次反“围剿”的深入，红军的战斗策略愈发受到挑战，形势日益严重。直至1934年长征开始，过往的运动战策略已无法奏效，红军人数锐减到仅剩三万多人。此时，毛泽东再次走入军事决策的核心。经过数月艰苦的交流和反思，他的建议逐渐被接受，为后来的遵义会议铺平了道路。
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，毛泽东分析了之前的军事失误，最终获得了多数人的支持，并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。尽管他仍需协助朱德和周恩来进行军事指挥，但重新参与决策的机会意味着他的方法论也有所转变。在反复的磨难中，他意识到了集体领导的重要性，学会了如何使自己的观点被更多人认同。
遵义会议后的不久，毛泽东再次遇到反对意见。在苟坝会议中，他的观点再次未被大多数接受，甚至一度面临职务被撤的危机。然而，令他着实可贵的是，虽然遭遇否决，毛泽东并未放弃，他依然积极参与后续讨论，展现出他不断进步的领导素养。虽然在更大的集体中保持自己的声音是艰难的，但这一系列经历让他逐渐成长为更加成熟、包容的领导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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